女儿进入体制内，一个涨工资，一个减薪，让我欢喜让我忧 | 二湘空间
“千金”入编，让我欢喜让我忧
文/伊人
母子、父女关系，是中国传统家庭亲情的两块模版。我和父母的感情就是“模版”的真实呈现。从儿时成长到下乡插队再到成家立业，母爱一直伴随着我，有温暖，有泪水，有牵挂，有唠叨，直到母亲撒手人寰。父爱就不一样了，记忆中更多的是威严和苛刻，如果用一部文学作品形容，就是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
到了我这一辈就不同了，膝下只有两个女儿。都说“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”——父女情深、望女成凤，以及女儿成长过程中的“爱与哀愁”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如今，大女儿人到中年，二女儿也过了“而立”，都是教师。大姑娘在南国一线城市，二丫头在内地四线古城。发生的两件事，让我这个做父亲的平添了骄傲的资本。
大女儿因教学有方，2022年被评为市级“优秀班主任”，并担任市级“名班主任工作室”主持人；在优秀教师人才招聘时，通过“绿色通道”经考试调入该市某重点高中，成功入编。二女儿也以笔试面试两个第一的成绩，成为工作了10年的某高校正式在编教师。
一个教书育人近20年，一个为人师表10年整，终于走进体制内。虽然我不怎么看重所谓的“体制内”“体制外”，但考虑到孩子的收入、待遇和成长进步等现实问题，还是蛮欣喜和骄傲的；但高兴之余，却有些许的忧虑和费解。
不知道编制问题是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赋予了“中国特色”，也没有考究过“体制内”和“体制外”的差别是不是唯中国独有？反正在工资待遇、奖金福利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差别是众所周知的。放眼全国，除了农民和私企，各行各业好像都有编制这个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高悬在头顶。政府机关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国企等等无一例外。在这些个庞大群体里，有无编制，其地位悬殊，收入千差万别；同样的岗位，同样的付出，不一样的待遇，构成了极不合理的畸形模式。多少人为了入编，走上了千军万马“逢进必考”的“独木桥”。有人甚至考到了皓首白发也只能望“编”兴叹。
应该说两个千金是幸运的，靠自己努力进入了体制内。二女儿的工资待遇比入编前提高了近一倍，但职称问题却让人费解。4年前她就具备申报中级（讲师）资格，但以各种理由（第三方没有资质、签约教师进不了高教职称评定系统、评聘无法结合等）被拒之门外；好不容易入编了，按规定4年之后才能参评（据说是入编后才有资格进系统，还需要重新进行考核）。这样的“规定”合理吗？
大女儿情况有些复杂，入编前后工资待遇正好相反。一是她在该市某名校（属于公办民助）签约多年，工资及福利待遇比较高，入编后却减少了将近一半；二是入编后享受多年的中级职称待遇不算数了，需重新申报中级；三是原单位暑假期间（两个月）的工资停发，五险一金需要自己缴纳（按国家社保条例规定，在原单位工作一天，原单位就应该为其缴纳当月社保，大女儿工作至当月7号学校放假），新调学校为其全部缴纳几无可能。原学校还让大女儿签了一份带有霸王条款的“离职共识”，不签就不放行。鉴于此，有人建议大女儿诉诸法律，讨个说法，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。
既然这样，我曾问大女儿为何执意要走，甚至谢绝了包括校长、同事和学生家长的一再挽留呢？答案就一个，为了编制这个“铁饭碗”，说直接一点就是为了“心里踏实”和“退休后有保障”，因为在现行的国家体制下，“签约”和“在编”的差别短时期内不会改变。
笔者不由想到30多年前“砸三铁”的口号，以及后来的“同工同酬”“多劳多得”的用工制度，实际情况如何呢？用一句流行的话形容：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”。包括其它在内的企事业单位，拼搏在一线的骨干大都是签约人员，不仅工资福利待遇低，在考核评先、职称评定、提拔晋升、就医报销、住房公积金方方面面都低人一等。这些不争的事实不仅严重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和创新意识，极容易造成人才的严重流失。
一个名校毕业的高材生，业务很强，不仅自己辛苦创努力的“成果”屡被剽窃，因没有入编在许多方面备受冷落排挤，无奈之下愤而离职。还有一个教师，为了解决编制不得不舍弃工作了多年的高校，另辟蹊径到一个中职学校入了编。某些纸质媒体，因为一批记者编辑相继离职造成一线采编队伍的青黄不接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
诚然，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要改变这种“差别”无异于天方夜谭；但逐步缩小或者减少差别，倒是有利于人尽其才、人尽其能的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改革开放后前沿城市在缩小差距问题上先走了一步，国企与私企、公办院校和民办院校的薪金待遇已相差无几（在医疗方面也逐步与先进国家与地区接轨）。虽然大女儿入编前和入编后的逆反差只是一个个案，她依然要义无反顾地“走”进体制，以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。不知道代表了多少人的心声和意愿。
笔者没有先贤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胸襟，作为年近古稀的老父亲，对女儿成长进步的欣慰和欣慰之外的忧思也是人之常情。世界是她们的，未来也是她们的，不想说那些“坚信”“希望”之类老生常谈的话，但愿我的忧思不是杞人忧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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